第63章 证据的搜集与风险的评估

在进行那些隐秘的干扰行动的同时，我深知，若想真正阻止或影响李儒的“迁都三策”，仅仅依靠制造小麻烦或散布流言是远远不够的。

 我需要更有力的武器——那就是确凿的证据。

 只有掌握了足够多的、能够证明董卓和李儒真实意图的证据，我才有可能说服王允，或者其他潜在的反对力量，让他们意识到这场危机的严重性，并下定决心采取更果断、更有效的行动。

 否则，我所有的推演和分析，都可能被视为危言耸听的臆测。

 于是，搜集证据，成为了我接下来工作的重中之重，也让我时刻行走在暴露的边缘。

 在尚书台度支曹，我利用职务之便，如同在雷区中探路般，小心翼翼地搜寻着蛛丝马迹。

 异常调拨记录的存档与比对： 对于那些明显指向西迁、且内容含糊不清的物资调拨文书，我不再仅仅是“拖延”处理，而是会想方设法，将其中最可疑的部分（比如时间、数量、目的地、签批人等关键信息）秘密地抄录下来，或者利用记忆力将其牢牢记住。

 我还会将不同来源、不同时间的记录进行交叉比对，试图从中找出更多自相矛盾或无法解释的地方。

 比如，某批宣称运往“西线军需”的珍宝，其数量远超正常军用所需；或者某项用于“修缮宫室”的巨额款项，其最终流向却指向了董卓亲信的私宅。

 这些，都是间接却有力的证据。

 关注“被忽视”的环节： 我特别留意那些关于洛阳本地基础设施维护、仓储管理、消防储备等方面的记录。

 当发现这些记录突然中断、相关预算被削减或挪用时，我都会将其详细记录下来。

 这直接印证了我关于李儒“坚壁清野”策略的推测——他们根本不打算维护这座即将被抛弃的城市。